[导言：8月16日上午，北京昌平虎山休闲区湖岛会议中心，空商企业家俱乐部及中财产业智库联合举办了“民营企业家如何应对极限挑战”的闭门沙龙。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首席经济学家、太湖世界文化论坛总干事、国家开发银行高级专家潘峙钢先生，结合目前经济局势，做了精彩的主题发言。摘要编发如下]

经济学家潘峙钢先生做主题发言

大家刚才谈了那么多问题都是现实情况，但我还是要给大家打打气，不要轻言躺平，人间正道是沧桑，越是在低谷期，越是要“伏而起之”，越要谋划和布局未来。当国内外经济环境恶化、新旧产能更替、法规性风险、文化枷锁与心理危机交织，民营企业家群体确实正进入一个非常严重的焦虑期，须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高度警示。这里既有大环境的变化，也有政策机制上的滞后，同时也有企业家自身的问题。于会长希望我对前一阵子几位著名企业家连续坠楼事件谈点看法，据研究发现，我想主要有以下问题：

其一、隐形高压线：有限责任名存实亡的陷阱。一是中国民营企业普遍存在“企业债=个人债”的隐性规则。据统计，78%的民营企业家曾以个人房产、股权为企业的银行贷款、民间借贷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。在相关制度设计下，企业一旦出现流动性危机，企业家个人资产首先出问题，形成“企业未死，老板先亡”的悖论。二是企业家个人出问题后，相关单位启动调查，往往出现银行账户冻结、股权查封、供应链停贷、经销商挤兑等连锁反应，短期内使企业休克。这种“司法程序即企业死刑”的现状，使企业家在刑事风险与商业信誉间进行非理性抉择。三是中国司法实践对资产隔离工具的穿透式监管，使企业家最后的财务防线形同虚设。当行业雪崩时，所谓的风险信托隔离工具如同给泰坦尼克号乘客发放的救生衣——法律上存在，现实中无用。

其二、文化枷锁：“企业家=企业”的宿命论。一是父权式管理的道德绑架。中国企业家普遍被赋予“企业父亲”的角色定位。员工、供应商、政府、银行默认“老板跑路=企业必死”，这种文化认知迫使企业家在危机时必须“以死谢罪”。折射出中国民营企业家特有的传承焦虑——83%的二代接班人存在心理障碍，17%需长期服用抗抑郁药物。二是社会评价的“成王败寇”逻辑。成功企业家被捧上神坛，失败者则沦为“骗子”、“跑路者”。某地产大亨坠楼后，网络充斥“活该”的谩骂，却无人关注其背后3.2万名员工的生计。这种社会认知偏差，使企业家在面临失败时承受双重打击：既要应对商业危机，又要承受道德审判。三是面子文化的自我毁灭。“丢面子”恐惧驱动企业家选择极端方式。毕光钧跳楼前三天还在车间向工人鞠躬道歉，只因原材料涨价导致工资迟发；刘文超最后一条朋友圈是凌晨两点的工厂夜景，配文“再难也要让机器转起来”。这些细节揭示，企业家宁愿以生命维护“体面”，也不愿面对社会评价的崩塌。

其三、心理危机：高压下的认知扭曲。一是长期高压的生理损害。企业家群体普遍存在睡眠障碍、焦虑症等健康问题。而企业家群体因工作特性，成为焦虑症高发人群。二是责任过载的认知扭曲。企业家往往将企业失败等同于个人道德失败。对员工的愧疚、对合作伙伴的负罪感、对家庭的责任感，形成巨大的心理负担。某企业家在遗书中写道：“我死了家人反而能得到解脱”，这种扭曲认知折射出责任过载导致的心理崩溃。三是求助障碍的文化困境。“强者”人设使企业家羞于寻求帮助。深圳“企业家心理救援团”总结的干预案例显示，87%的企业家在危机初期拒绝专业心理援助，直至出现“隧道视觉”——只看到绝望结局，看不到其他可能性。

中财国信研究院江濡山院长(右)与潘峙钢先生(左)交流

以上问题构成了企业家的焦虑。那如何解决这些问题。我提出几点建议：

其一、 制度层面：重构有限责任边界。一是国家应立法禁止过度担保：参照《欧盟公司法指令》，限制企业家个人担保范围，建立担保额度与净资产挂钩机制。二是完善预重整制度：在企业陷入危机时，允许企业家保留必要生活资产，避免“企业未死，老板先亡”。三是规范司法调查程序：明确调查期间企业正常经营保障措施，防止“司法程序即企业死刑”。

这里应厘清两类人，一类是那些靠坑蒙拐骗、投机倒把、贪赃枉法，对那些造成国家资产巨大损失的商人，必须严惩不贷。而对那些白手起家，坚持信念，兢兢业业做出社会贡献的企业家，须厘清尺度和区别对待，给他们多一点宽容和理解。诚然，当下除了须不断健全法律法规，有令禁止，企业家道德教育也一直在路上。

其二、文化层面：重塑社会认知。一是媒体责任重建：禁止以审判嫌疑人态度报道企业家，应建立“失败即创新成本”的叙事框架。二是政商关系规范化：推广浙江“前门交往”机制，通过工商联搭建政企互信平台，减少“旋转门”现象。三是传承教育体系化：在商学院增设“二代接班人心理辅导”课程，破解“创二代诅咒”。

其三、生态层面：构建支持系统。一是财务防火墙计划：推广“去杠杆”工具，教育与规劝企业保留6个月以上运营资金的流动性储备。二是心理干预网络：构建企业家心理健康顾问服务机制；三是行业互助机制：组建家居、电梯等重资产行业互助基金，防止“多米诺骨牌效应”。

其四、技术层面：数字化风险预警。一是开发企业健康指数：整合现金流、负债率、法律风险等数据，建立动态预警系统。二是区块链担保平台：利用智能合约实现担保责任的透明化、可追溯化，降低道德风险。

总之，民营企业家创造了80%的就业、60%的GDP，他们不是抽象的经济数据，而是有血有肉、会疲惫会崩溃的普通人。贯彻中央《民营企业促进法》不能走形式，不能轻易让渡于其它诉求。民营企业缺乏信心只是一种现象，而本质究竟是什么？只有解决本质问题才能真正改善营商环境、提振民营企业家的信心。政策上精准扶持，舆论上少些恶意揣测——这才是对奋斗者应有的尊重，也是一个社会该有的温度。

空商企业家俱乐部执行主席兼秘书长 于金龙先生（右）

与潘峙钢、江濡山在虎山休闲区合影留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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